1934年9月10日，中国工农红军红六军团五十一团团长金承忠、政委苏杰与三营营长周仁杰和广大官兵们在城步丹口镇下团村宿营。红军在下团召开群众大会，当众没收了当地兰长青、兰道凡、李学光等10多户土豪劣绅的财产分给当地贫苦苗民。下团距城步县城仅12公里，土豪劣绅们立即溜出村寨赶到县城向国民党保安部队哭诉，保安部队闻讯后决定阻止红军过境。当地民众发现土豪劣绅们朝县城方向走去后，立即向红军报告这一重要情况，并提醒红军一定要严守莲花桥西侧的隘口。11日下午3时，团长金承忠立即命令五十一团三营营长周仁杰率领三个步兵连和一个重机枪排在莲花桥严阵以待，阻击敌人的拦截，以确保后续主力部队安全过境。

　　莲花桥是一座横跨扶城河的苗族风雨桥，桥正中上方原有观音坐莲台塑像，故名。该桥长50米，宽4米，桥东端立有几块大石碑，周仁杰将指挥所设在石碑群后面，他将3挺重机枪朝东南方向一字儿排开。桥东南县城方向是一片有100多亩农田，桥西是一排30公里长的险峻高山，桥西端50米处的峡谷是丹口下团通往绥宁的唯一隘口，红军主力部队必须通过这处被称为“咽喉”的险关才能到达绥宁，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国民党湖南保安部队代司令李觉为了阻止红军过境，命令城步国民党保安独立三十二旅胡达部和第十九师五十五旅及何平部等共3个团的兵力从县城出发，兵分三路赶到丹口小坳子、观音阁、皮冲界一带准备抢占隘口堵截红军大部队过境。晚上9点多钟，天下着毛毛细雨，敌人到达目的地后发现红军已占领了莲花桥，便在距莲花桥东1公里处的观音阁部署重兵，并利用夜色的掩护轮番发起多次冲锋，企图夺取莲花桥控制隘口，都被红军的重机枪打回去，农田中丢下20多具尸体。敌人不死心，因开阔的农田使保安团兵丁无法接近莲花桥，于是在下半夜又组织了1个连的兵力沿着扶城河东面的河堤匍匐而上，企图借河堤的掩护偷袭莲花桥上的守军。周仁杰凭借敌人曳光弹的光亮发现了敌人的意图后，从侦察连派出一个排的战士每人带5颗手榴弹沿扶城河西岸而下，朝偷袭的敌人猛扔手榴弹。顿时，手榴弹的爆炸声、机枪的怒吼声和敌人的嚎叫声响成一片，敌人只好又丢下20多具尸体狼狈溃退逃回县城。因保安团当时没有带重武器，使莲花桥始终牢牢地掌握在三营红军指战员手中。第二天清晨(9月12日)，红军战士们打扫战场时，将在扶城河和农田中缴获的武器弹药全部留给当地苗民自卫队。在莲花桥阻击战中有2名红军指战员牺牲(其中一名为侯姓副营长)，战士们将牺牲的指战员安葬在莲花桥西边隘口的古树下(上世纪60年代才移至现址)。这时军团首长派传令兵送来命令：阻击任务胜利完成，迅速撤退追上主力部队。三营指战员们撤离莲花桥，翻过乌鸡山，在绥宁与主力部队会合后向通道挺进。莲花桥阻击战是红军在城步境内进行的一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成功战例。如果当时三营指战员没有坚守住莲花桥、红军主力部队不及时通过隘口，将会与国民党3个保安团的兵力发生一场激烈的恶战，“通道转兵”的时间将会推迟或改变会址。因此，莲花桥阻击战是一场具有重要意义的战斗，战略意义极为深远。可以说，没有莲花桥阻击战的胜利，就没有通道转兵会议的顺利召开，莲花桥阻击战的胜利功不可没。

　　1986年2月，当年曾参加过莲花桥阻击战的红六军团三营营长、原海军副司令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周仁杰在时任县委书记肖尊国的陪同下考察了当年的战斗遗址，向当地干部群众讲述了莲花桥阻击战的经过。1986年7月，县政府拨款修复了已被烧毁的莲花桥，并将莲花桥改名为红军桥，维修了红军烈士墓。同年冬，县政府将红军桥和烈士墓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5月，县党史研究室在红军桥头安置“红军战斗纪念碑”(已被泥石流冲毁)。近几年来的每年9月30日，由城步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县长杨博理牵头与县委、人大、政协等5大家领导干部和当地群众到红军烈士墓前举行祭奠仪式；教育部门在每年清明节组织当地中小学生到烈士墓前缅怀革命先烈，请党史联络组的老领导向学生们讲述当年红军路过城步时的军民鱼水情及战斗故事；当地群众也常到烈士墓前用传统的方式燃香点烛祭祀红军烈士。如今，红军烈士墓、红军桥等纪念建筑物被公布为革命传统教育基地，成为当地一处聆听红色战斗故事、接受红色传统教育、推广红色旅游、弘扬长征精神的重要红色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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